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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律师的品质传承:666份名单“找回”现今万人律师
来源:新闻晚报发布时间:2012年08月28日作者:

      王文正要去把律师们都找回来。那是1982年,上海市律师协会经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,正式恢复建立后,作为律协元老的他,接到的上任第一份工作。从一份666人的寻访名单开始,发展到如今一万四千余人的队伍。


  从1912年上海律师公会成立到如今,律师制度走过百年历程,在那崎岖不平但坚实深厚的路基里,饱含着历代律师垫埋进去的细沙碎石,以及渗透进那地仓缝里的汗水血泪。


  五湖四海的艰难回归


  上世纪50年代,上海曾经成立律师机构,工作三年即被撤销。 1979年,律师协会得以恢复建立。但当时律师人数很少。现年84岁的王文正曾连任上海律协两届会长,听力已经减弱,但眼睛很好,不戴眼镜也能读书看报。


  “那个时候我刚刚调到上海律协,领导就给了我这张名单,让我劝他们归队。 ”那是1982年,历经浩劫后,中国律师再出发的起点。自民国以来的律师传统,这一年得以在中断后接续。


  王文正手中的这份名单,都是曾经从事过法律工作,或者曾经从事过法律研究的同志。他带领一个6人小组,调动了律协所有的力量寻找这些同志,然而,让他不曾预料的是,大多数拒绝了邀请。“原因主要有:一是对十年浩劫印象过深,不敢放手做事了;另一个则是年纪大了,业务生疏了,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够重拾。 ”王文正说,“跑了近半年,只带回了20几名成员。 ”


  最早归队的律师,后来都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。


  居同匮,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,回归前在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当了19年木工。整个八十年代,大部分的执业活动,他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完成——因为 “天天都有谈判”。从1980年到1985年,近6年间,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,包括大众汽车、金山石化等等,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。


  李国机,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,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,反右中被下放农村,先是养猪,再到造纸厂当工人。 “三中全会”后成为第一批复出的律师。归队后的第一件案子,就是为一名冒充知青的逃犯做辩护,庭审非常成功,电视录像传到海外,外媒转播时用了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标题:“中国有律师了”。


  郑传本,报童出身,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已经47岁。上海人知道他,是1987年底为一起蒋姓包庇案的法庭辩护,经电视媒体实况转播,让刚刚复苏法制意识的民众认识了真正的律师人。


  傅玄杰,银行家的儿子,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,这一年,进入了上海第一法律顾问处。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引进美国的电视剧,每集影视片播放前,会先有一段“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”,一连播了好几年,傅玄杰律师由此家喻户晓。


  1984年7月3日,上海市第一届律师代表大会召开。这次大会为今后开拓律师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,上海律协开始朝着光明前景大踏步前进。


  昙花一现的峥嵘岁月


  1954年,民国著名律师史良成为第一任司法部长,在她的推动下,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恢复律师制度。据王文正回忆,1956年4月,上海市律师协会筹备会宣告成立并对外办公,同时成立并开始办公的还有四个法律顾问处。不久,又成立第五法律顾问处。五个法律顾问处加上市律协,约有工作人员150名左右。过了约半年,又成立了第六法律顾问处,总人数约170人。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律师最多的城市。


  当时的律师协会筹备会可谓阵容强大,华政副院长赵野民兼主任,民主人士薛笃弼、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崔杰千任副主任,时任上海市文史馆长的江庸、七君子之一的复旦教授王造时、财经学院副院长储凤仪,时任武汉市律师公会主席的肖觉天均是成员,他们均以担任筹备会成员为荣,开会极少请假。


   84岁的江庸每次开会都要发言,而且从不坐着讲话。薛笃弼还担任律师资格审批小组召集人,多次到协会主持这项工作。当他发现某律师写的业务文件文字不通顺时,还发出“文理不通,法律何谈”的感叹。


  各法律顾问处开张以后,访客络绎不绝,居民中有许多婚姻、债务、房屋租赁问题需要请教律师。一些知名人士的夫人也到律师协会去咨询有关婚姻法的一些问题。


 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,上海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,一般都由家属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,特殊情况,如被告未成年或残疾人,法院也为他指定律师辩护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,当事人请律师担任代理人的也逐渐增多。霍德良等律师证开始试行担任机关私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。一百多名律师实在忙不过来,好多律师只好晚上加班。各法律顾问处,天天晚上灯火辉煌。


  五十年代,律师工作刚刚起步,不断出现闪光点,人民群众用行动表达他们很需要律师。但很快,反右风暴降临,律师队伍也旋即被解散,连以前的十名公设律师也不复存在了。“教训多多。 ”王文正感慨。


  新时代的品质传承


  郑传本律师说过,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,决定着他对生命的态度与对生活价值的认识,同样决定着每个职业人社会存在的质量。


  律师是国家机器之外的专业法律人群,既服务于国家,又服务于民众。律师职业的社会承载面较之公检法而言,要来的宽广很多。因此对律师也提出了较高的社会要求,不仅有正直敢为的社会道德要求,还要有专业的学历与丰富的阅历,更要有仗义人间,不为利讼,克己守职的人格。也正因为一代一代律师人的努力,造就了上海律师的百年辉煌。


  事实上,从“天平一座、笔一支、书一卷”的年代一路走来,“民主与法治”依旧是律师人的信仰,“铁肩担道义”、“匡扶正义”、“刚正不阿”这些前辈律师的执业精神依旧在薪火相传。


  在不久前上海律协召开的青年律师座谈会上,傅玄杰律师说,律师工作发展到如今涵盖社会各层面,他很欣喜地看到,青年律师已经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接力棒,也可以想见,在不久的将来,上海律师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将书写下更为辉煌的成绩。


  与此同时,在打浦路家中,听着屋外雷声滚滚,王文正紧握钢笔,思索良久,一笔一划地写下:“律师应仗义人间”。